第二百三十一章 人生的最佳位置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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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尾关加入“流浪者俱乐部”后一个月，一个外号叫做“哑巴”的流浪者死在了自己的棚子里，被发现时，他的尸体已经发硬发直。
这件事，在新宿中央公园的流浪者中激起了巨大反响，并且，它在冥冥之中左右着我们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走向。
在“哑巴”去世之前，流浪者也会不时在开玩笑时提到这个词，但是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，一直觉得“死”只是一个动词，它仅仅存在于字典里、书本上、电影中和别人的故事里，和自己还相隔着一万八千里，轮到自己还需要经过无数的时间和空间距离。
没有想到，突然有这么一天，当他们睡醒时，自己身边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咽气了，死去了，再也睁不开眼睛了，再也不会微笑、不会说话了。他曾经的痛苦、欢笑、梦想、期待在刹那间化为泡影。人，就像一盏灯，一旦油尽灯就灭了，灯一灭，就意昧着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的痕迹终将被时间的风吹散，最后，就像狂风过后的沙滩，一点脚印都不留下。
流浪者们聚集在“哑巴”的棚子里，他们围着他僵直冷凉的尸体，泣不成声。
“哑巴”今日的命运，很可能就是自己他日的写照。
“哑巴”走得太凄惨了。没有人为他送行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他的尸体应该怎么处理？难道就这样在这个棚子里腐烂下去？还是随便挖个坑把他给埋了？这里的土地属东京都政府所有，随便土葬埋人是违法的。可是，流浪者们没有钱，到底该怎么办？
更让人感到悲伤的是，没有一个人知道“哑巴”的真实姓名和身份。他从哪里来？为什么要流浪？他有没有家人？他经历过怎样的人生？
他沉默寡言，表情严肃，老实憨厚，像一个影子似乎存在似乎又不存在，没人想得起。他是什么时候进入这里的。他总是独来独往，不和任何人交谈。
他的棚子和托马斯的紧挨着。他一般都是呆在屋子里看电视，晚上去捡点剩菜、剩饭或过期的便当回来胡乱填饱肚子。有慈善机构的人来施舍时，他也会出来。和大家一起排队，领取自己的一份，然后拿到屋子里一个人吃。
流浪汉请客时，会叫他一声，他总是十分客气地再三感谢。他是一个十分知趣的人，从不多拿多占，只拿属于自己的那一份。
尾关和慈贞帮着托马斯一起整理“哑巴”的遗物，想发现一点蛛丝马迹，看能不能联系上他的家人，把他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们。
“哑巴”的东西少得可怜。除了大伙都有的家用电器和简陋家具外，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私有物品只有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小箱子。
箱子打开后，里面有一封信，是写给他母亲的。
原来“哑巴”是一个中国人，他的本名叫潘力。今年49岁。
他于25年前从北京来到日本留学。来日本前，他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日语讲师。
他进入日本东京某大学学习日本语教育，该大学的排行在日本约为前三十名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升入大学院（相当于国内的研究生院）攻读硕士，两年后，顺利拿下了学位又继续攻读博士。
读博士时，他很辛苦。既要学习。又要打工，累得得了肺结核。在他生病的时候，老婆跟一个英国人远走高飞，据说后来去了美国。
有半年光景，他一个人住在轻井泽的高山疗养院里，望着漫山遍野疯长的夏草。觉得自己也快接近疯狂的边缘了。
后来，他肺结核治愈了，重返东京继续学业，咬紧牙关在五年内拿下了博士学位。
当时，在日本要拿文科博士学位难度非常大。可以说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很多人都是以学分修满的形式结束自己博士课程的学习。潘力可以说是博士生中的佼佼者。
博士学位拿到后，他不想马上回国。因为他是学日本语教育的，他想在日本再待一段时间，熟悉一下日本社会，在大学谋一个职位，积攒一点教学经验，这样，回国后，可以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。
他的导师很欣赏他的为人和治学态度，愿意为他在母校申请一个助教职位。拿到博士学位的他，自信满满，雄心勃勃，目标远大，看不上这所排名较后的大学，他瞄准的是第一流的国立大学。
他手捧博士学历证书，往世界各地的国立大学，包括日本、新加坡、香港、台湾、韩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投寄简历和论文摘要。他以为，凭他如此出众的条件，不是他找工作，而是工作找他，他可以随便捡起一大堆，放在手上挑挑。可是，生活总是不如意的时候多，他找工作的道路非常不顺畅。
他寄出的简历和论文摘要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，就是只收到一张铅印的非常客气又冷淡无比的回执（当时网络和电脑还没普及）。他忙乎很久，连一个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捞着。
指导老师经验老到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大学，看上去纯净无比，是充满朗朗书声的象牙塔，其实，它同样是人类社会的缩影，这里你争我斗，拉帮结派，各自为阵。同一所大学毕业的，排挤其它大学的。你毕业于私立大学，国立大学的人比你高一筹，他们是瞧不上你的，他们宁愿要毕业于自己大学的硕士生，也不会收你这个毕业于私立大学的博士生。你要顺应现实，看清社会，量力而行。”
他先还不服气，但是，后来接到的回绝越来越多，才慢慢看清楚，明白过来，觉得老师的话不无道理。但他还是不愿在母校的小庙里屈就，他把目标降低一个档次，对准了私立名校，如：庆应义塾大学、早稻田大学、中央大学、青山学院大学、法政大学等，当然还有一些海外大学。同样，命运对他很残酷，他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没有捞着一个面试机会。
他又去请教自己的导师。导师告诉他说：“你虽然是个博士，在学问的世界里造诣很高，但是，在现实社会里，你天真幼稚得像一个孩子。你大概属于那种智商很高，但是情商极低的人。你想想，这些大学的排名都在我们大学之前，他们怎么会考虑你？谁不喜欢用一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人，同出一个师门的话，学术主张一样，研究方法一致，在一起合作容易和谐。你的大学排名不及别人，学位却在别人之上，让人多为难。”
他终于开窍了，表示愿意为母校效劳。导师嘴角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，对他说：“潘桑，晚啦！！！你已经错过了最佳黄金时期。当时，是学校求你，现在是你求学校，虽然只是主语和宾语对换了一下，你却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。”
潘力如梦方醒，追悔莫及。导师看他可怜，毕竟跟了自己七年，互相之间也有一定感情，不忍让他太寒心，在一番努力下，终于为潘力在母校觅到一个非常勤讲师的工作。
在日本呆过的人都知道，“非常勤讲师”是个鸡肋。它听上去很好听，既在大学工作，又是讲师，但是，它很不稳定，相当于中国的兼职老师。一年签一次合同，每到年底，心里就会打小鼓，会发慌发毛，不知道明年的工作合同是否会被续签。报酬呢、当然极低的，按课时计算支付，靠那点工资要养家糊口是不太可能的。
而“助教”就不一样了，虽然工作也同样不稳定，但拿的是年薪，也就是说，只要签了合同，一年之内的生活是有保障的。而且，助教有极大机会升任专职讲师、准教授（副教授）、教授。非常勤的话，这样的机会几乎凤毛麟角。
就这样，潘力痛苦地放低自己的要求，在母校做了兼职老师。他除了教书，一边还打两份零工，在居酒屋做厨房助手，在清扫公司做夜间打扫；一边努力写论文，参加学会，报名参加学会发表，他希望自己早日成为日本语教育的专家、大师，那么，到时就会有更广阔的前景。
一年后，他的合同到期后被续签了，不过课时减少了，由原先的三个降为两个。不满和愤懑在他心里只停留了五分钟，他立刻接受了这一严酷的现实，面带微笑在合同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。
在这之前，在新学年到来之际，他向世界各地有名、无名的众多大学雪花似地投寄履历，应聘正式教职，都被刷了下来。为了保住大学讲师的名分，他不得不继续这份鸡肋工作。
就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二天，他那跟英国人私奔的妻子回到了日本。她在美国硅谷的电脑公司谋到一份年薪十万美金的工作，并且已经拿到了朝思暮想的美国绿卡，还贷款买下了一栋带前后花园的小别墅。她给他看她在屋前铲雪的照片，她身穿羽绒服，戴着英格兰方格花纹的可爱小兔帽，看上去幸福满足。她的外表比在日本时开朗明快多了，年轻漂亮，精明练达，说话时有意无意夹杂一些英语单词，洋气地仿佛来自另一个高度文明的星球。
他没有为难她，二话没说，在离婚书上签了字。
他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做到大学教授，让她一辈子后悔莫及。
就在尾关加入“流浪者俱乐部”后一个月，一个外号叫做“哑巴”的流浪者死在了自己的棚子里，被发现时，他的尸体已经发硬发直。
这件事，在新宿中央公园的流浪者中激起了巨大反响，并且，它在冥冥之中左右着我们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走向。
在“哑巴”去世之前，流浪者也会不时在开玩笑时提到这个词，但是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，一直觉得“死”只是一个动词，它仅仅存在于字典里、书本上、电影中和别人的故事里，和自己还相隔着一万八千里，轮到自己还需要经过无数的时间和空间距离。
没有想到，突然有这么一天，当他们睡醒时，自己身边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咽气了，死去了，再也睁不开眼睛了，再也不会微笑、不会说话了。他曾经的痛苦、欢笑、梦想、期待在刹那间化为泡影。人，就像一盏灯，一旦油尽灯就灭了，灯一灭，就意昧着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的痕迹终将被时间的风吹散，最后，就像狂风过后的沙滩，一点脚印都不留下。
流浪者们聚集在“哑巴”的棚子里，他们围着他僵直冷凉的尸体，泣不成声。
“哑巴”今日的命运，很可能就是自己他日的写照。
“哑巴”走得太凄惨了。没有人为他送行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他的尸体应该怎么处理？难道就这样在这个棚子里腐烂下去？还是随便挖个坑把他给埋了？这里的土地属东京都政府所有，随便土葬埋人是违法的。可是，流浪者们没有钱，到底该怎么办？
更让人感到悲伤的是，没有一个人知道“哑巴”的真实姓名和身份。他从哪里来？为什么要流浪？他有没有家人？他经历过怎样的人生？
他沉默寡言，表情严肃，老实憨厚，像一个影子似乎存在似乎又不存在，没人想得起。他是什么时候进入这里的。他总是独来独往，不和任何人交谈。
他的棚子和托马斯的紧挨着。他一般都是呆在屋子里看电视，晚上去捡点剩菜、剩饭或过期的便当回来胡乱填饱肚子。有慈善机构的人来施舍时，他也会出来。和大家一起排队，领取自己的一份，然后拿到屋子里一个人吃。
流浪汉请客时，会叫他一声，他总是十分客气地再三感谢。他是一个十分知趣的人，从不多拿多占，只拿属于自己的那一份。
尾关和慈贞帮着托马斯一起整理“哑巴”的遗物，想发现一点蛛丝马迹，看能不能联系上他的家人，把他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们。
“哑巴”的东西少得可怜。除了大伙都有的家用电器和简陋家具外，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私有物品只有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小箱子。
箱子打开后，里面有一封信，是写给他母亲的。
原来“哑巴”是一个中国人，他的本名叫潘力。今年49岁。
他于25年前从北京来到日本留学。来日本前，他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日语讲师。
他进入日本东京某大学学习日本语教育，该大学的排行在日本约为前三十名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升入大学院（相当于国内的研究生院）攻读硕士，两年后，顺利拿下了学位又继续攻读博士。
读博士时，他很辛苦。既要学习。又要打工，累得得了肺结核。在他生病的时候，老婆跟一个英国人远走高飞，据说后来去了美国。
有半年光景，他一个人住在轻井泽的高山疗养院里，望着漫山遍野疯长的夏草。觉得自己也快接近疯狂的边缘了。
后来，他肺结核治愈了，重返东京继续学业，咬紧牙关在五年内拿下了博士学位。
当时，在日本要拿文科博士学位难度非常大。可以说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很多人都是以学分修满的形式结束自己博士课程的学习。潘力可以说是博士生中的佼佼者。
博士学位拿到后，他不想马上回国。因为他是学日本语教育的，他想在日本再待一段时间，熟悉一下日本社会，在大学谋一个职位，积攒一点教学经验，这样，回国后，可以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。
他的导师很欣赏他的为人和治学态度，愿意为他在母校申请一个助教职位。拿到博士学位的他，自信满满，雄心勃勃，目标远大，看不上这所排名较后的大学，他瞄准的是第一流的国立大学。
他手捧博士学历证书，往世界各地的国立大学，包括日本、新加坡、香港、台湾、韩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投寄简历和论文摘要。他以为，凭他如此出众的条件，不是他找工作，而是工作找他，他可以随便捡起一大堆，放在手上挑挑。可是，生活总是不如意的时候多，他找工作的道路非常不顺畅。
他寄出的简历和论文摘要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，就是只收到一张铅印的非常客气又冷淡无比的回执（当时网络和电脑还没普及）。他忙乎很久，连一个面试的机会都没有捞着。
指导老师经验老到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大学，看上去纯净无比，是充满朗朗书声的象牙塔，其实，它同样是人类社会的缩影，这里你争我斗，拉帮结派，各自为阵。同一所大学毕业的，排挤其它大学的。你毕业于私立大学，国立大学的人比你高一筹，他们是瞧不上你的，他们宁愿要毕业于自己大学的硕士生，也不会收你这个毕业于私立大学的博士生。你要顺应现实，看清社会，量力而行。”
他先还不服气，但是，后来接到的回绝越来越多，才慢慢看清楚，明白过来，觉得老师的话不无道理。但他还是不愿在母校的小庙里屈就，他把目标降低一个档次，对准了私立名校，如：庆应义塾大学、早稻田大学、中央大学、青山学院大学、法政大学等，当然还有一些海外大学。同样，命运对他很残酷，他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没有捞着一个面试机会。
他又去请教自己的导师。导师告诉他说：“你虽然是个博士，在学问的世界里造诣很高，但是，在现实社会里，你天真幼稚得像一个孩子。你大概属于那种智商很高，但是情商极低的人。你想想，这些大学的排名都在我们大学之前，他们怎么会考虑你？谁不喜欢用一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人，同出一个师门的话，学术主张一样，研究方法一致，在一起合作容易和谐。你的大学排名不及别人，学位却在别人之上，让人多为难。”
他终于开窍了，表示愿意为母校效劳。导师嘴角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，对他说：“潘桑，晚啦！！！你已经错过了最佳黄金时期。当时，是学校求你，现在是你求学校，虽然只是主语和宾语对换了一下，你却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。”
潘力如梦方醒，追悔莫及。导师看他可怜，毕竟跟了自己七年，互相之间也有一定感情，不忍让他太寒心，在一番努力下，终于为潘力在母校觅到一个非常勤讲师的工作。
在日本呆过的人都知道，“非常勤讲师”是个鸡肋。它听上去很好听，既在大学工作，又是讲师，但是，它很不稳定，相当于中国的兼职老师。一年签一次合同，每到年底，心里就会打小鼓，会发慌发毛，不知道明年的工作合同是否会被续签。报酬呢、当然极低的，按课时计算支付，靠那点工资要养家糊口是不太可能的。
而“助教”就不一样了，虽然工作也同样不稳定，但拿的是年薪，也就是说，只要签了合同，一年之内的生活是有保障的。而且，助教有极大机会升任专职讲师、准教授（副教授）、教授。非常勤的话，这样的机会几乎凤毛麟角。
就这样，潘力痛苦地放低自己的要求，在母校做了兼职老师。他除了教书，一边还打两份零工，在居酒屋做厨房助手，在清扫公司做夜间打扫；一边努力写论文，参加学会，报名参加学会发表，他希望自己早日成为日本语教育的专家、大师，那么，到时就会有更广阔的前景。
一年后，他的合同到期后被续签了，不过课时减少了，由原先的三个降为两个。不满和愤懑在他心里只停留了五分钟，他立刻接受了这一严酷的现实，面带微笑在合同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。
在这之前，在新学年到来之际，他向世界各地有名、无名的众多大学雪花似地投寄履历，应聘正式教职，都被刷了下来。为了保住大学讲师的名分，他不得不继续这份鸡肋工作。
就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二天，他那跟英国人私奔的妻子回到了日本。她在美国硅谷的电脑公司谋到一份年薪十万美金的工作，并且已经拿到了朝思暮想的美国绿卡，还贷款买下了一栋带前后花园的小别墅。她给他看她在屋前铲雪的照片，她身穿羽绒服，戴着英格兰方格花纹的可爱小兔帽，看上去幸福满足。她的外表比在日本时开朗明快多了，年轻漂亮，精明练达，说话时有意无意夹杂一些英语单词，洋气地仿佛来自另一个高度文明的星球。
他没有为难她，二话没说，在离婚书上签了字。
他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做到大学教授，让她一辈子后悔莫及。